清议：如不加快行动趋稳之后情况可能更糟
经济学家发现，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有两大元凶，一是政府没有遵循稳定货币增长的规则，过多地控制了货币；二是联邦税收过度增长，特别是在1929年实施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后。来自美国商务部早期的数据显示，1929-1933年，美国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0.7%大幅升至16.4%。进一步说，恰恰是在这一比重从1934年开始下降之后，美国经济才步入复苏。
不幸的是，过去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累计增幅高达533.1%。是同期GDP累计增幅的1.62倍；而最能反映货币松紧程度的指标金融机构贷存比由2001年末的78.2%持续降至2011年末的67.7%，仅2011年因此而压缩的贷款增加值便多达8.5万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2009年贷款激增31.7%之后，当年金融机构贷存比也只有66.87%，比后来的2011年还要低0.8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2002年的一年期个人储蓄存款利率仅为1.98%，企业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也不过5.49%，但到了2011年7月7日以后，一年期存款利率是3.5%，固定资产贷款利率高达7.05%。后者还只是公布利率，在利率市场化的幌子下，实际贷款利率恐怕要上浮20%左右。
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相似的原因以及相似的结果足以证明相似的因果关系。尽管中国经济还仅仅表现为减速，但作为一个真实意义上的穷国和一个标准的追赶中经济体，中国经济减速的危害恐怕不比当年美国的大萧条差多少。此前的长周期研究表明，一旦错过了基于人口和流动性资源的发展窗口，目前的减速终将演变成一场真正的灾难，人口老化以及相应的货币贬值将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长达70年的零增长。
在认识上回避财政收入过度增长和持续紧缩的货币控制作为本轮经济减速的两大原因是危险的。其代价很可能是趋稳之后的再减速。就好像2010年四季度经济小幅反弹之后出现的再减速。
需要尽快采取的关键行动一是降息，二是货币数量宽松，三是降低国民税负。其中，降息(以及相应的稳定汇率)和降低国民税负最当紧，而货币数量宽松或降准相对次要，确切地说是前两个行动生效的自然结果。
评论